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贿考案始末(下) 从崧骏的这道奏折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：在供词中，周福清竭力把这事说成不是经过大家计议过的，而是他到北京探亲路上，途经上海时一时起意，事前有关的人并不知情。至于那一万元的银票，也只不过是一纸空票。因为那几家人家道殷实，事后不愁无人承诺费用。这样，他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。浙江巡抚崧骏接受了他这种供词并据以奏闻，其原因应该是崧骏也不想兴大狱，这一点在他十一月初十的奏折中有所反映。在这道奏折中，他还报告了已做的处理：“廪生马家坛、生员周用吉，讯非知情，业已分别斥革，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，均无庸议。函内所开顾、陈、孙、章四姓，并无主名，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，应免查提以省株累。” 在这里，还应该提醒大家注意一点，那就是周福清派陶阿顺给殷如璋送去的只是带有周福清自写的“洋银一万元”字样的一纸“空票”。这一点极其重要，与案件的最后结果关系极大。因为如果送去的是一张可以兑现的钱庄期票的话，周福清这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于一死的。崧骏在这道奏折也强调了这一点：“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，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，情节似有区别。其所开洋票，系属自写虚赃，与议单文券不同，且财未与人，未便计赃科罪。揆其事后闻拿投首，尚有畏法之心，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，恭候钦定。”按理说，贿款即是赃款，依法应予追缴没收。可松骏在这道奏折却说：“票洋系属自写虚赃，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，应免著追。”字里行间明显可以看出其对周福清的曲予回护之心。当然，由于此事案情太大，松骏为周福清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(1894年1月18日)光绪皇帝的朱批到了：刑部议奏。十二月二十五日(1月31日)刑部尚书松氵桂将遵旨议拟的此案处分意见奏闻，在其奏折中，他表示赞同前任浙江巡抚崧骏(崧骏于1894年1月7日去世)奏折中的意见，说他“所议似尚平允”。而且这位刑部尚书在这份奏折中还进一步为周福清开脱：“细绎例义，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，或书明银数，或给予字眼，一与一受，方可以交通贿买论。若仅向考官函托贿嘱，当被举发破案，即与此例稍有不符……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，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，其事尚属未成，若竟照交通贿买关节例拟以斩决，未免过严。衡情酌断，似应量予末减，应如该前抚(指崧骏)所奏，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，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，拟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”在奏折中，松氵桂还表示：在量刑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考虑投案自首这一可以减轻处罚的因素：“据称事后闻拿投首，第以职居清要人员，明知科场例禁綦严，辄敢以身试法，甘冒不韪，应不准再行累减，以昭炯戒。”这一段看去口气很硬的官腔，用意是让皇帝相信这已经是很严厉的处罚了，不要再加重了，再加重就是杀头了。 刑部奏折送上去后的当天，上谕就下来了，不同意刑部的议拟：“科场舞弊例禁綦严，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，求通关节，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，未便遽予减等。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，秋后处决，以严法纪，而儆效尤。钦此。”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(1895年11月4日)是决定周福清生死的日子。刑部在九月初四日(10月21日)已经准备好了两道内容相反的上谕稿，请皇帝决定。一道是：“奉旨：周福清著予勾。钦此。”一道是：“奉旨：周福清著免勾。钦此。”而御史钟华在同一天也奏本：“臣等谨遵定例，将浙江省情实官犯开列花名具题。伏乞圣鉴勾除，敕下臣等遵照勾除交与刑部行文该省行刑。其决过日期，令该抚仍照例奏闻，臣等未敢擅便。谨题请旨。斩犯一名：上年周福清，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。”由此我们不难看出，当时的周福清已经是凶多吉少了。 然而万幸的是，九月十八日发下的是“著免勾”这道上谕，同日还有一道上谕说明免勾的理由，说周福清“闻拿投首，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，赃亦尚未与人，不无可原，是以未勾”。就这样，周福清幸运地保全了性命，被继续关押在杭州府狱中。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同年义和团运动爆发，刑部监狱大乱，犯人们都趁机逃跑了。但过后不久，大部分犯人都又自动回监。为此，新任礼部尚书薛升大为感动，上奏光绪帝给犯人免罪，获准。于是，薛尚书趁机把周福清列入准释名单中。这样在监狱中坐了八年牢的周福清终于在辛丑年二月二十一日(1901年4月9日)被释放了，而此时他已经64岁了。 周福清回到家中的时候，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周用吉早已在1896年病故了，自贿考案发后，周年日益衰落，周福清就在这样一个日渐困顿的家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，于甲辰年(1904年)7月13日夏天病逝于绍兴。 周福清案发时，鲁迅才只有十二岁,在这由盛转衰的败落中他深切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、人情的冷暖，并决定要“走自己的路”了。